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的重要战略资源——信息情报

信息不对称是天然存在的，谁都无法掌握全部信息。疫情阻击战让我们对信息作为疫情防控的重要战略资源有了重新认识。我们习惯于自上而下的决策执行，但如果没有自下而上的准确信息，决策也难以做到及时和有效。

上海图书馆馆长陈超在最新一期的《竞争情报》杂志撰文指出，我们举国上下正在打一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这是一场遭遇战、全民战、全球战，也是一场信息战、情报战。对于威胁公共卫生安全的疫情，最重要的防控手段就是早发现、早预警、早控制。疫情防控离不开大量的信息与情报收集、分析和传递工作，既有传统的科技情报（如关于病毒等科研论文的检索、发表），也有复杂的网络舆情采集、分析与应对，还有防控决策需要的全面的信息情报支持。

陈超指出，我国已有国家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控系统，这是官方的信息工作，是疫情防控决策不可或缺的情报支持。但是似乎还没有看到我们自己专门的国家级公共卫生舆情监测系统。由于缺乏关于疫情的“非官方”信息持续有力的支持，防控决策和成效就会有遗憾和不足。从某种角度看，2019年底至今的疫情阻击战中暴露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各种各样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本质上，这是我们全社会的信息素养和情报能力的问题。

陈超认为，情报的本质是消除不利于己方的信息不对称乃至建立有利于己方的信息不对称。在这场只能赢不能输的大战役之后，我们一定要从战略高度加强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情报能力建设。

本文通过考察日本、美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WHO，以下简称“世卫组织”）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信息收集、分析、公开及沟通机制等，认为牢牢掌握信息这一疫情防控的重要战略资源，必须建立及时有效上报信息、多元化采集信息、多角度科学分析信息、真实传递信息、积极引导舆论信息的完整体系。

 

建立及时有效的疫情信息上报机制

——日本法律专设单章规定传染病相关信息收集和公布

情报研究大国日本举国上下高度重视传染病相关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和公开工作。1999年4月制定的《关于感染症预防及感染症患者医疗的法律》（以下称《感染症法》）第三章专设一整个章节用于规范感染症相关信息收集和公开操作流程，对医师上报，兽医上报，了解感染症发生情况和趋势，调查感染症发生情况、趋势和原因，与检疫所长合作、信息发布、合作请求等做出事无巨细的规定。其中，对于新型感染症的预警响应参照最高级别实行操作。

在信息上报方面，《感染症法》规定，医师在诊断疑似患有新型感染症的人员时，除厚生劳动省条例另有规定外，必须立即将该人员的姓名、年龄、性别及其他厚生劳动省条例中所规定的事项经由最近的保健所长（相当于我国的公共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向都道府县知事（相当于我国的省长）进行汇报。接到汇报的都道府县知事必须立即向厚生劳动大臣（相当于我国的卫生部长）报告该汇报内容。都道府县知事在接到关于居住在其管辖区域外人员的汇报时，必须向对该人员居住地有管辖权的都道府县知事通报该汇报内容。如果都道府县知事认为有必要预防感染症发生，或是为了确定发生情况、趋势和原因时，如果厚生劳动大臣认为迫切需要预防感染症发生或蔓延时，均可以让相关职员询问新型感染症诊断异常者及其他相关者，或者实施必要的调查。

在信息发布方面，《感染症法》规定，厚生劳动大臣及都道府县知事必须根据该法规定对收集到的感染症信息进行分析，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及其他适当方式更加积极地公布感染症发生情况、趋势和原因的相关信息以及预防和治疗该感染症所需的信息。在公布这些信息时，必须注意保护个人信息。

为了强化公共卫生信息的收集和分析，日本厚生劳动省在全国各地构筑了地方卫生研究所网络，并在各地推动建立了地方感染症信息中心，及时上报和共享各地的感染症信息。目前，日本厚生劳动省下设的国立感染症研究所感染症流行病学中心作为日本的中央感染症信息中心，负责汇总日本全国的感染症疫情信息：每周发行“感染症发生动向调查周报”（IDWR），调查汇总《感染症法》所规定疾患患者的全国病例，提供历史数据比较；每月发行“病原微生物监测信息”（IASR）月报，公布基于全国地方卫生研究所和检疫站发送的病原体检测报告的图表、摘要和速报文章，以及关于国内外国信息的文章等。

 

多元化采集疫情信息，多角度科学分析信息

——世卫组织利用非官方信息源建立全球疫情爆发预警网

事实表明，来自非官方渠道的疫情信息也非常重要。早在2003年SARS疫情期间，上海图书馆原副馆长缪其浩研究员就发现世卫组织拥有一个全球疫情爆发预警网——为了尽早发现全球流行疾病的爆发，早在1997年世卫组织与加拿大政府一起共建了一个“全球公共健康情报网（Global PublicHealth Intelligence Network，GPHIN）”，利用因特网和文本挖掘等信息技术和方法有效地跟踪监测全球各种可能表明爆发疫情的“非官方”信息，进行分析判断，及时发出预警信号，对遏制疫病的流行，减少损失做出了贡献，当年这个情报网就早在2002年11月发出了中国南方发现“不明肺病”的预警报告，比中国官方通报世卫组织早了数月。

世卫组织从2000年开始还建立了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Global Outbreak Alert and Response Network，GOARN）的技术合作机制，集中人力和技术资源以便快速鉴别、确认和应对国际上重要的疾病暴发。该网络汇集了全球流行病监测和应对工作的技术机构、组织和网络的技术和业务资源，以便使国际社会始终警惕疾病暴发的威胁并随时准备为应对疫情而开展协作。

20多年来，世卫组织的上述两个网络都还在不断发展完善，GPHIN已经能通过9种语言监测全球公众可获得的网络信息。

 

真实传递疫情信息，及时扑灭“信息疫情”

——世卫组织及美国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风险沟通机制

近日，世卫组织在疫情报告中，还特别强调了与大众进行信息交流的重要性。世卫组织全球传染病防范主任Sylvie Briand博士指出，伴随新型冠状病毒的疾病疫情爆发的，是与病毒相关的“信息疫情”（infodemic）的爆发。信息疫情指的是过多的信息（有的正确，有的错误）反而导致人们难于发现值得信任的信息来源和可以依靠的指导，甚至可能对人们的健康产生危害。认识、理解和控制信息疫情有助于人们对疾病疫情的响应。

世卫组织建议将风险沟通和社区动员（Risk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RCCE）纳入国家公共卫生应急响应机制。风险沟通和社区动员是成功应对21世纪突发卫生事件的重要手段。在公共卫生应对措施中，积极主动传达已知与未知的信息，并告知为了获取更多信息政府正在采取哪些应对措施是最重要、最有效的干预措施之一，其目的在于挽救公众生命并最大程度减少不良后果。风险沟通和社区动员有助于防止信息疫情，使公众信任响应机制，并增加其遵循健康建议的意愿。由于目标群体对风险的认识常常与专家和政府不同，有效的风险沟通和社区动员通过掌握人们对疾病爆发事件的了解程度、心理感受和应对行动，确定为了控制疫情公众应当知悉的信息和必须采取的措施，最终减小双方认知差距。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是美国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对系统的核心和协调中心。在历经了“西尼罗河”脑炎、“9•11”事件、SARS以及数次炭疽事件的考验之后，美国不断反思并完善其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体系，CDC建立了广泛涉及信息收集、发布与反馈机制的“公共卫生领域的危机和风险沟通（CERC）”体系，在重塑指挥者的沟通观念、明确沟通原则、对外发布权威信息、实施人员的长期培训等方面，有成熟的指导、部署和实践。

CERC的核心理念为3R思想，即：为挽救生命，要在恰当的时间，为恰当的人提供恰当的信息。

CERC的六项准则包括：①及时（Be First）；②准确（Be Right）；③诚实守信（Be Credible）；④表达共情（Express Empathy）；⑤促进行动（Promote Action）；⑥展示尊重（Show Respect）。

CERC的四个阶段包括：①准备阶段（preparation）：做好准备规划，预测危机事件，预演应对流程，内部沟通协同，起草相关文件；②初始阶段（initial）：表达共情，解释危机，描述（已有）行动，承诺（将来）行动；③持续阶段（maintenance）：细分沟通受众，提供背景信息，解释危机演变情况，规避和应对谣言；④平息阶段（resolution）：提醒防范，评估改进。

 

积极做好舆论信息引导工作

每一场重大公共事件，总会有些舆论的分野：新媒体构成的民间“舆论场”与主流媒体构成的官方“舆论场”之间一直存在较大隔阂。一方面，守住舆论阵地，政府责无旁贷，要进一步加强舆论信息引导工作。另一方面，在影响烈度如此之大的疫情面前，不能苛求每个人的应激反应都十分克制和精准，无需进行过度解读。同时要积极引导舆论作为一种监督机制，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如对黄冈卫健委主任的免职，湖北红会三位领导的处理，无不体现出在舆论监督下，对庸碌无为作风的雷霆纠错。

学习时报社社长许宝健认为，加强舆论引导工作，方向之一是“要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公开透明回应群众关切，增强舆情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新闻学院教授王莉丽认为，舆论反映了此次疫情治理凸显出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应发挥利用舆情作为调整社会政策的参照系功能，迅速回应国内公众舆论和国际舆论核心关切。必须冷静客观分析当前面临的舆论态势和公众核心诉求，理顺治理机制，尽快控制疫情和“舆论”的蔓延；直面国内公众不满和核心诉求，以公众利益为先，提升政府公信力；及时全面准确的发布疫情信息，并对正面信息与负面信息都要有所兼顾，避免媒体报道的过度煽情。在外交层面，主动设置国际舆论议程，引导舆论走向，向世界呈现一个在全球性公共危机中，负责任、以公众利益为先、敢于面对问题、承认失误并快速提升了治理能力、不断取得疫情阻击战胜利的世界大国形象。以此，恢复和强化世界各国对中国政治、经济的信心。

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湖南省社科院基地特约研究员郭丹认为，要以舆论正义为宗旨，坚决贯彻法治责任意识。越是重大的社会公共事件，越容易滋生谣言，人们对疫情的恐惧心理，会成为舆论失焦的催化剂。众志成城抗疫之时，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一定要树立法治责任意识，依法明确并追究舆论传播的法律责任，让谣言止于法律，以法治匡扶舆论正义，坚决防止导向偏差影响疫情防控大局。

《中国科技报》评论文章举例指出，当舆论开始涉及《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时，则需要回归集体理性，仓促之下修改法律，可能会增加巨大的社会成本，也会影响规则的有效性。例如，从禁食“野味”，到全面“禁野”，也就是“野生动物贸易，无论是否养殖，都必须一禁到底”，这样的法律修改诉求是需要商榷的。

 

参考文献：

1. 日本「感染症の予防及び感染症の患者に対する医療に関する法律」（平成十年十月二日，法律第百十四号）

2. 陈超.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的信息情报[J].竞争情报,2020,16(01):1.

3. 缪其浩. 世界卫生组织利用信息技术建立全球疫情爆发预警网[N]. 文汇报, 2003-07-01.

4. 缪其浩,江世亮. 非官方信息源担当应急预警器[N]. 文汇报, 2008-06-29.

5. 世界卫生组织：病毒之外，“信息疫情”同样会危害健康. 微信公众号“药明康德”, 2020-02-06.

6. 胡珉琦. “野保法”修改前舆论需回归集体理性[N]. 中国科学报, 2020-02-13.

7. 许宝健. 做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舆论引导工作[N]. 学习时报, 2020-02-14.

8. 郭丹. 以强烈的责任意识 打赢舆论引导“防疫战”[N]. 长沙晚报, 2020-02-14.

9. 王莉丽，全面加强“新冠疫情”国内外舆论管理. 微信公众号“观点中国”, 2020-02-06.

 

文章出处： 上海情报服务平台www.istis.s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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